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可以退回进行补充调查。
同时，如果在监察法草案已公布的情况下，为了制定监察法这一法律而重新修改宪法的话，也易造成监察法优于宪法之假象。若无法确保这一点，公民的权利保障也就无法实现。
这是因为法治主义国家的核心在于以宪法为根本法的法秩序的统一性。而像这种宪法未明确规定的领域，就不得不通过宪法解释和法律制定进行补充。宪法之所以具有开放性，除了宪法是政治的法律这一事实性特征，还起源于宪法作为最高法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规范性特征便是无需对所有事项做出规定。若将其中的基本权利规定视为目的，那么，有关国家组织的规定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监察法正式通过后，其形式虽然是法律，却具有宪法的实质。
但是，由于有关国家组织的核心内容是必须在宪法中做出规定的宪法保留事项，如果没有通过宪法修改明确规定基本的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构成以及权限事项，仅仅通过法律是无法创设这种组织的，如是，便会构成违宪的法律。宪法保留是指，实质性意义上的宪法事项中，某些特定事项只能通过形式意义的宪法得以规定。也不应将宪法时刻以过于字面的意涵进行理解，在这一时刻，并无合意的达成，只是意味着社会领域对法解释提出了关键性的限制条件。
第二，社会宪治不是政治国家一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延伸，也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自治。同样，为社会系统奠基的社会宪治是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与社会诸领域进行结构耦合的成果。基于现代社会片段性和社会宪治碎片化的特点，通过司法过程展开，在实质化的庭审中对相关行为与行为人的具体情形做出判断，发现和识别社会宪治在具体案件中被违反的程度，特别是注重聆听来自辩方的意见，成为确定刑罚圈的有效方式。外部指涉通过再入实现了内部指涉。
更早的研究则从刑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的契合度上作出了奠基性的论证。在系统理论下，基本权利的内涵得到扩展，通过识别社会宪治保障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的消极与积极权能成为刑法合宪性控制的可欲目标。
(三)宪法的社会基础：从限权性规范回归构成性制度 现代政治宪治理论出色地完成了权力运作反身机制的建立，呈现出个体自由相对于社会秩序的优先性。虽然在运作上各个社会系统是封闭的，但正如前述，在系统准入规则上，则需要摒弃传统社会基于身份、亲缘乃至民族的区分，平等对待参与社会行动、分配乃至决策的公众。因此，刑法成为社会宪治的有力保障。[26]现代刑事法的运作也可能成为一台试图控制社会风险的机器。
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政治与社会诸领域的规范形成紧密相连，甚至两者之间并未形成功能分化。私人企业并非新兴的犯罪行为发生场域，但是对私人领域犯罪行为的识别和归责始终困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实践，私人经济领域由于形成了所谓自治体，也对外部的监管表现出排斥。没有二阶观察，社会的功能分化无法形成。因此，可行的进路是，以司法作为识别社会宪治的主要场域，将其转化为法律沟通，通过刑法教义学犯罪构成理论形成对社会诸领域法益侵害的判断。
其次，每项规范都导致了解释问题，这些解释问题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在托依布纳看来，系统自创生的无限扩大也意味着当临界点，也就是系统自我毁灭来临之时，自我指涉的动力机制和运作逻辑也会产生自我限制的因素，迎来社会宪法时刻。
[7]国家的政治宪法无法将整个社会的集体能量全部捆绑起来。刑事惩罚向各种新兴社会领域伸出触角确实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也恰好说明了传统宪法的二元社会结构想象无法为当代刑事法治提供充分指引。
首先，尽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介入规制，但它本身就制造了引发冲突的各种情境。与其将兜底条款定位为刑法对社会领域运作逻辑的直接调整，不如将刑法看成对经济理性及其自我限制失灵后的一种补充。私领域的商事活动完全可能负担公共治理与公共监管的社会与法律责任。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与此不同，在政治权力运作以及经济交易过程中，这些领域在现代社会不仅实现了高度的自治(甚至是全球化的沟通)，而且它们还具有自我膨胀与自我毁灭的趋势(政治革命与金融危机)。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正如系统理论自身所持的系统间分化立场，社会理论对规范法学的刺激乃至对法学的规范性实践的影响也仅仅是一种刺激和影响。
其次，由于法定犯成为现代刑事惩罚的主要内容，而现有刑法理论面对刑法结构变迁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使得引入社会宪治理念调整刑法控制的方式和尺度成为必要。社会理论是近现代社会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出的研究范式，其试图理解并阐释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在权利的实体内容上，由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隐私权也将超越传统个人身体、居住安宁等，将网络上的隐私权、参与社会考试、刑事犯罪记录、[45]个人求职简历、纳税信息、出国留学记录乃至生活日常消费记录都纳入隐私权解释的框架中，丰富与扩张对刑法保护个人信息规范的解释，从而抑制社会系统的过度和无序增长。由于从抽象的罪刑法定原则中无法直接推出刑罚权的明确边界，因此在传统刑法教义学中，这一问题集中转化为对法益概念(在英美法上常称为伤害原则)的探讨，[2]展现为通过构建具有批判功能的法益观，[3]限制政治国家的立法权。
而从被构成的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宪法是对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生产，这些基本结构既激活了法律，又受法律的规制。二、社会宪治与系统的自创生：重新理解宪法的社会功能 (一)社会治理的多元结构与社会宪治理论 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个观念：在国家中，政治代表了社会，而其他社会领域——包括人民和社会子领域只是参与其中。
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但是，由于法律系统面对社会复杂性不断增长需要不断进行内部的分化，形成足够的结构复杂性来应对社会变迁，而司法承担这种结构变迁的回应机制具有优势：其对案件的处理是日常性的，因此也就构建了高度组织化的决策机制。除了追究诈骗人，百度的法律责任，特别是网络运营商与具体运营者、审查者的刑事责任应当严格界定，从而刺激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自我规制。[18]参见注[8]，第95-100页。
在对社会诸领域基本权利的识别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将其上升为实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内容。[27]参见[美]斯蒂芬诺斯·毕贝斯：《刑事司法机器》，姜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抑制威胁社会子系统的过度膨胀需要多种宪治结构，从而将社会系统的自我生长与刑法的外部规制结合起来。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
[25]上述对社会宪治出现场域的分类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公私领域之分。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4-1005页。
首先，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并非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经济刑法作为刑法教义学研究子集从整体教义学理论中分出便是例证。借助宪法，政治产生自反效果，有限度、有选择地介入市民社会。这体现在宪法思维为国家刑罚权边界问题研究提供的新思路。
对于我国刑事法治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特别是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自创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系统的茁生以及系统的崩溃风险，也在危及我国社会的转型。
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第28-30页。[1]宪法在我国政治治理中地位的提升也为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刑法谦抑性原则始终与二元结构的现代宪制观如影随形。在本文看来，托依布纳想要说明的是，在那些参与人员高度集中，并且具有较为严苛的准入制度的社会领域中，宪法化并非系统健康生长的必备要素。
